李照興：香港的（也是中國的）文學館
國內有很多主題博物館，譬如成都有麻將博物館，北京郊區有一所太監博物館。
鬧得最大的新聞當然是被迫搬離上海的性博物館，遲遲未動工的則是文革博物館。打正旗號的國家級文學館反而少去，如果不是董啟章等香港文化有心人倡議要西九建一所香港文學館，就差點忘了拜訪官方大型文學館的經驗——那可不是說自己沒有去國內那些文學相關的紀念館場所，而是說，在國內，一些個別文人主題博物館或故居可能更有看頭。
這當然包括弄得較好的上海魯迅紀念館，多倫路的左聯會址紀念館及多倫路一帶的文化名人街。
董啟章在〈文學是要「館」的！〉倡議到： 「文學館絕不是時間的凝固，文物的防腐，更加不是對過去時代的懷舊。
一所真正有意義的文學館，是現在式的，甚至是未來式的。它通過文學，建構今天的意識，和明天的願景。」這點是最值得琢磨的，如果文學館只用來封存文學殿堂的記憶，它實在有欠文學真正的價值身分。
而這正是國內文學館所給的印象：旨在紀念，選擇性記憶，看不清未來。
如果香港要有一所文學館，它將要擔起怎樣的角色？它跟國內的文學館可有什麼的區別？它為香港可做什麼？
在文字失格文學不被重視的年代，這是必須解答的問題。
位於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博物館，所在地是一整條文學館路。佔地相當大，古典加現代建築，由於已落成超過十年，所以外型風格現看就有點平庸，既不是全古建築（頭頂有部分是中國傳統），又不像近年的浮誇建築般搶眼球。它默默落在不起眼的小區，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大的紀念及保存場所，藏品當然繁多，此館因其天生的任務而變得過於穩重。展現的主要就是大師風采，常設的大師當年生活場景展館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七位，有他們寫作和生活環境的模擬實景（文學館由江澤民題字）。作家資料方面，已建立的有巴金文庫、冰心文庫、唐弢文庫、張天翼文庫、周揚文庫、俞平伯文庫、丁玲文庫、夏衍文庫、阿英文庫、蕭軍文庫、姚雪垠文庫、蕭乾文庫、張光年文庫、劉白羽文庫和李輝英文庫、林海英文庫、卜少夫文庫等等。
總體而言，此現代文學館較像一個資料館，而非一所燃起文學熱情的繆思庵，更不會見到大師於大樹下圍讀的風範。整館由於面積廣，人迹稀疏，間或有組織學習的團體來訪。文庫外有手稿書信、珍本、影視紀錄等多種藏品，算是豐富。
當然，作為現代文學的紀念館，它是沒有古代文學了。它述說的是新中國如何看現代文學的歷史。由此可知，選擇的偏頗是意料之內。因為當中涉及的，不能跨越的難題，就是新中國對某些作家的定性及評價問題的政治正確性。顯然，這裏的林語堂、沈從文沒有相應的重視，就更不用談張愛玲了。這裏甚至沒有太多文革後的文學發展呈現，像在說現代中國文學就始於新文學運動而終於文革前。博物館成為一個已死大師的殿堂，伴隨着文學的埋葬。在這裏，很難感覺文學是一樣活的東西，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它像純粹為紀念過去而建，彷彿沒有對未來的懷抱，像在說，在未來，文學沒有份兒。
所有紀念性質的博物館，都難以擺脫這樣的問題：展品與思想，如何與當下的人發生關聯？在活生生的觀眾面前，文學如何不止流於屍體？
文學館重要的目的是紀念、展示及開拓。「紀念」是政治認可問題，選擇紀念誰，忘記誰？如何紀念，紀念作家的哪一面？ 「展示」則是技術問題，人們將要用什麼技術及方式去展現作家的成就及對文壇的貢獻。「開拓」是詢問紀念館的視野、懷抱及與現代人的當前與未來關係。
在這些問題上，技術問題最不成問題。現國內不少名人紀念館，都用上還原實景的方式，用當事人當時的真實日常用品（如果是故居紀念館更是把起居飲食寫作空間還原），有時甚至有真人般的造像，企圖立體重現名人的生活情况。有些紀念館則用跨媒體的介紹方式，通過視像、當年出版物、模型、聲音圖像去展示。做得比較好的是上海魯迅公園內的魯迅紀念館。連同附近的多倫路文化街，在翻新舊街的同時，有適當的商業元素而又不太過分（最多是變成婚紗照場景），把一條中國文學歷史上重要的街道重新包裝放到國人面前。文學在這裏，起碼是一個說出來不怪的活動（如果在香港，就很難說出口要去一條文學街）。文學是否需要旅遊來拯救？這當然是另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不過把文學的地位普及化，不要把它變得高高在上（或地位卑微），恰如其份，也是應該還文學的一個公道。
不止存放資料的「館」
而所有紀念館的最大問題，都在於上述疑問的第三項——即如何面向未來，如何活化文學？這很大程度要通過對紀念館的操作形式來決定，也就是要重新想像紀念館，或者應該說，要重新界定「館」的概念。它不是一個存放的空間，不是一個紀念碑，而是人與人交往，愛文學者共聚，舉行不同活動，更重要是，它是市民的好去處，它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個平台，它是一個多性能空間，它是靈感泉源，因着前人的文字讓人們得到啟發，它讓人愛上文字，是對生活對城市的感覺呈現，它是文學本身。
補充內地文學地圖
至於在香港辦文學館又有另一重意義，從清末民初到新文學再到解放前後，香港與國內的文學交流互動，作家的出入遷移，形成香港獨特的文學特色，南來作家有些定居，有些以香港作為中途靠站，不但以香港作流徙平台，同時又取材香港作靈感，香港文學史也是構成香港身分及歷史極重要的一部分，同時又多次借電影改編而普及。而且，這歷史並非獨立，從文學當中的中港互動，才看到香港獨特的身分。再準確一點說，中國的流徙作家，許多時變成了香港作家（情况其實同樣出現在電影界甚至商界），文學館據此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它記錄的將不僅是香港文學路線，更補充了中國文學地圖不可抹掉的支流。
更何况，文學館放在香港，對不同文學名師的評價，亦可有別內地主流的大路論述方向，香港的角色，在此尤為突顯，在於它有機會衝破現中國意識形態選擇文學經典的框框，用邊緣的角度去講另一種故事。這是我親身探訪過多個國內文學名人相關紀念館的結論。在官方的管制下，文學很難被公允評價，突出的信息也往往變成樣板與為政治服務，文學的真正藝術意義因此流失。
由是，倡議在香港建文學館，也就不單是對香港自身的文學救贖，而是放到更大的中國文學歷史與發展脈絡。這無疑是大膽的，因為內地也着實沒有太高調的地方性文學館，很少有說專攻上海文學的上海文學館，或成都文學館。於是，在香港建文學館，就同時意味着——也是我常常問到的問題：香港究竟用例外之城的角色，可達到什麼的城市實驗效果？
2009年7月26日刊於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