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香港文學館的「第三條路」
| 頭條日報 P33 | 共同空間 | 靈感國度 | By 潘國靈 |
200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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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九即將展開新一輪諮詢，香港文學界組織起來倡建文學館，發起聯署(可參考h ttp://mhkl.wordpress.com)、在書展中舉辦座談會等。文學離開了個人的書桌，成為公共的社會議題。香港需要文學館，如果你認同這基本訴求的話，可進一步問，香港，需要甚麼模式的文學館？
這令我想到剛剛結束的香港書展，有論者說，紐約、倫敦這些國際城市都沒有大型書展，香港卻要一個來把閱讀聚光。誠然，如果閱讀本已日常化，滲入生活每個角 落，一年一度的大型書展的確不是必須的。同理，如果文學在日常生活中本已可讀可見，文學需要一個場所來集中整合，可能就沒那麼具逼切性。但我們在構思一所 文化設施之需要時，在城市比較之外，還必須回到自身文化脈絡。知己知彼，方更明白自身的特性與需要。 分散式呈現 以紐約為例，不錯，她沒有大型書展(其實每年秋季中央公園有一個NewYorkis BookCountry露天書節，但不算大型)，沒有集中化的文學館， 閱讀和文學在這城市是比較滲透式、分散式的。舉例說，每年迎接新年倒數的，除了有時代廣場從天而降的光球之外，還有東村聖馬可教堂的馬拉松詩歌朗誦會。歷 史建築有不少被標明為「文學地標」，如劇作家阿瑟米勒一住七年的ChelseaHotel、福克納拿酒店信紙寫下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辭的 AlgonquinHotel等。文學進入食物，著名的白馬客棧仍留有酒鬼作家DylanThomas的廂房、東村Pete’sTavern仍掛着常客歐 亨利的照片等等。就說逢旅客必到的自由女神像吧，如果你不走馬看花，必可看到銘刻於銅像基座之上，EmmaLazarus的詩作《新的巨 像》(《TheNewColossus》)。這些都只是例子偶拾。文學碎片散落於大小空間，召喚人們的尋索意識。 香港的情況是，空間、建築物在訴說故事上仍是十分沉默，我們虧欠着歷史建築許多故事。一個城市未能以文學呈現自身，於是長久地被凝固為帆船、人力車的刻板 形象。作家董啟章說：「以文字為材質的文學，可讀性高而能見度低。」這是我們暫時要面對的既有事實，也可說是一個出發點。將來，當然希望可以扭轉。 集中整合 或者，文學在空間的呈現，由分散至集中一處，中間可拉出一團光譜。剛過的書展，「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請來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李榮勝來港分享經驗。 中國現代文學館可說是文學於空間集中呈現的顯例。席間李榮勝道出文學館的「八大窗口」，分別為展覽、講座、影視、網絡、出版、活動、研究、交流，為一所文學館的八個基本面向。這「八大窗口」適用於不同屋子，但跳高一層來看，中國現代文學館這佔地四十六畝(面積接近半個西九文化區)的宏大紀念式建築，其建構首先是「國立」的，走入其官方網頁，首句便是：「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在江澤民總書記和黨中央親切關懷下籌建的一項文化建設重點工程。」另一可與之對照的台灣文學館，坐落台南高雄市，屬台灣行政院轄下機關，也屬官辦。兩地的文學館，都有着「國立博物館」(NationalMuseum)的特性。空間的集中性，在此也有着民族意識、政治意識形態的元素。 香港文學館模式，在流動於社區與整合於中心之間，則更宜走一條兼容二者的「第三條路」。文學在香港，力量從來發自民間。如果將來真有一所香港文學館， 那應該也是民間主導的。但另一方面，有別於美國博物館大多由非政府機構設立、信託基金營運的商業民主模式，香港大部份博物館都由政府經營及管理，博物館政 策落後於形勢，如此一來，即使民間有強烈倡建某館的聲音(如李小龍紀念館)，現實上仍需政府拍板及撥出資源方能成事。這又回到西九文化區的整個架構問題， 政商界、藝術工作者、民間幾者角色如何配合，牽涉香港獨有的空間文化政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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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區報7月29日文化星空：學者倡議設立香港文學館
【本報香港７月２８日電】（記者 徐柳媚）香港書展舉行期間，一些學者舉行座談會倡議籌建香港文學館。這些學者包括香港作家馬家輝博士、“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召集人董啓章、香港作家葉輝、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司徒薇、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李榮勝。
會上，董啓章宣佈民間組織“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正式成立，旨在推動各界支持籌建香港文學館。董啓章表示，在西九文娛藝術區建立香港文學館確實有充分的理由：首先，香港現代文學歷史悠久，長達９０年，有必要整理相關資料和文獻；第二，文學跟文化藝術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學要在文化藝術區內占一重要角色，才能建立一個完整的文化藝術區；第三，香港文學館也可充當香港故事館，通過文字的另類方式記錄香港的故事；第四，文字發揮本地文化的作用，文學館提供文學的體驗，加深內地讀者對香港文學的認識，加上文學讀者人口與日俱增，有必要滿足他們的需要。董啓章認為，建立香港文學館的目的是推廣香港文學，增加市民對香港文學的認識。
葉輝則談到了香港現代文學的重要性，他說，香港文學自成特色，文言文和白話交集，起源可追溯至１９２０年，滬港在文學觀念上是一座雙城。港穗文學則是南方文學，香港的無聲電影、創作劇本的風格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作用。香港文學更成了香港電影起飛的創作源頭。他說，上世紀５０年代的香港文學與台灣文學一脈相承，是另一種文化交流的成果。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則是詩選的世界，並以馬朗、蔡元培的編寫文學史的方法為標準。到近代，本土作家西西、也斯推動具本地意識、尋找身份的文學。他強調，香港文學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大家視而不見。
李照興：香港的（也是中國的）文學館
國內有很多主題博物館，譬如成都有麻將博物館，北京郊區有一所太監博物館。
鬧得最大的新聞當然是被迫搬離上海的性博物館，遲遲未動工的則是文革博物館。打正旗號的國家級文學館反而少去，如果不是董啟章等香港文化有心人倡議要西九建一所香港文學館，就差點忘了拜訪官方大型文學館的經驗——那可不是說自己沒有去國內那些文學相關的紀念館場所，而是說，在國內，一些個別文人主題博物館或故居可能更有看頭。
這當然包括弄得較好的上海魯迅紀念館，多倫路的左聯會址紀念館及多倫路一帶的文化名人街。
董啟章在〈文學是要「館」的！〉倡議到： 「文學館絕不是時間的凝固，文物的防腐，更加不是對過去時代的懷舊。
一所真正有意義的文學館，是現在式的，甚至是未來式的。它通過文學，建構今天的意識，和明天的願景。」這點是最值得琢磨的，如果文學館只用來封存文學殿堂的記憶，它實在有欠文學真正的價值身分。
而這正是國內文學館所給的印象：旨在紀念，選擇性記憶，看不清未來。
如果香港要有一所文學館，它將要擔起怎樣的角色？它跟國內的文學館可有什麼的區別？它為香港可做什麼？
在文字失格文學不被重視的年代，這是必須解答的問題。
位於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博物館，所在地是一整條文學館路。佔地相當大，古典加現代建築，由於已落成超過十年，所以外型風格現看就有點平庸，既不是全古建築（頭頂有部分是中國傳統），又不像近年的浮誇建築般搶眼球。它默默落在不起眼的小區，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大的紀念及保存場所，藏品當然繁多，此館因其天生的任務而變得過於穩重。展現的主要就是大師風采，常設的大師當年生活場景展館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七位，有他們寫作和生活環境的模擬實景（文學館由江澤民題字）。作家資料方面，已建立的有巴金文庫、冰心文庫、唐弢文庫、張天翼文庫、周揚文庫、俞平伯文庫、丁玲文庫、夏衍文庫、阿英文庫、蕭軍文庫、姚雪垠文庫、蕭乾文庫、張光年文庫、劉白羽文庫和李輝英文庫、林海英文庫、卜少夫文庫等等。
總體而言，此現代文學館較像一個資料館，而非一所燃起文學熱情的繆思庵，更不會見到大師於大樹下圍讀的風範。整館由於面積廣，人迹稀疏，間或有組織學習的團體來訪。文庫外有手稿書信、珍本、影視紀錄等多種藏品，算是豐富。
當然，作為現代文學的紀念館，它是沒有古代文學了。它述說的是新中國如何看現代文學的歷史。由此可知，選擇的偏頗是意料之內。因為當中涉及的，不能跨越的難題，就是新中國對某些作家的定性及評價問題的政治正確性。顯然，這裏的林語堂、沈從文沒有相應的重視，就更不用談張愛玲了。這裏甚至沒有太多文革後的文學發展呈現，像在說現代中國文學就始於新文學運動而終於文革前。博物館成為一個已死大師的殿堂，伴隨着文學的埋葬。在這裏，很難感覺文學是一樣活的東西，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它像純粹為紀念過去而建，彷彿沒有對未來的懷抱，像在說，在未來，文學沒有份兒。
所有紀念性質的博物館，都難以擺脫這樣的問題：展品與思想，如何與當下的人發生關聯？在活生生的觀眾面前，文學如何不止流於屍體？
文學館重要的目的是紀念、展示及開拓。「紀念」是政治認可問題，選擇紀念誰，忘記誰？如何紀念，紀念作家的哪一面？ 「展示」則是技術問題，人們將要用什麼技術及方式去展現作家的成就及對文壇的貢獻。「開拓」是詢問紀念館的視野、懷抱及與現代人的當前與未來關係。
在這些問題上，技術問題最不成問題。現國內不少名人紀念館，都用上還原實景的方式，用當事人當時的真實日常用品（如果是故居紀念館更是把起居飲食寫作空間還原），有時甚至有真人般的造像，企圖立體重現名人的生活情况。有些紀念館則用跨媒體的介紹方式，通過視像、當年出版物、模型、聲音圖像去展示。做得比較好的是上海魯迅公園內的魯迅紀念館。連同附近的多倫路文化街，在翻新舊街的同時，有適當的商業元素而又不太過分（最多是變成婚紗照場景），把一條中國文學歷史上重要的街道重新包裝放到國人面前。文學在這裏，起碼是一個說出來不怪的活動（如果在香港，就很難說出口要去一條文學街）。文學是否需要旅遊來拯救？這當然是另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不過把文學的地位普及化，不要把它變得高高在上（或地位卑微），恰如其份，也是應該還文學的一個公道。
不止存放資料的「館」
而所有紀念館的最大問題，都在於上述疑問的第三項——即如何面向未來，如何活化文學？這很大程度要通過對紀念館的操作形式來決定，也就是要重新想像紀念館，或者應該說，要重新界定「館」的概念。它不是一個存放的空間，不是一個紀念碑，而是人與人交往，愛文學者共聚，舉行不同活動，更重要是，它是市民的好去處，它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個平台，它是一個多性能空間，它是靈感泉源，因着前人的文字讓人們得到啟發，它讓人愛上文字，是對生活對城市的感覺呈現，它是文學本身。
補充內地文學地圖
至於在香港辦文學館又有另一重意義，從清末民初到新文學再到解放前後，香港與國內的文學交流互動，作家的出入遷移，形成香港獨特的文學特色，南來作家有些定居，有些以香港作為中途靠站，不但以香港作流徙平台，同時又取材香港作靈感，香港文學史也是構成香港身分及歷史極重要的一部分，同時又多次借電影改編而普及。而且，這歷史並非獨立，從文學當中的中港互動，才看到香港獨特的身分。再準確一點說，中國的流徙作家，許多時變成了香港作家（情况其實同樣出現在電影界甚至商界），文學館據此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它記錄的將不僅是香港文學路線，更補充了中國文學地圖不可抹掉的支流。
更何况，文學館放在香港，對不同文學名師的評價，亦可有別內地主流的大路論述方向，香港的角色，在此尤為突顯，在於它有機會衝破現中國意識形態選擇文學經典的框框，用邊緣的角度去講另一種故事。這是我親身探訪過多個國內文學名人相關紀念館的結論。在官方的管制下，文學很難被公允評價，突出的信息也往往變成樣板與為政治服務，文學的真正藝術意義因此流失。
由是，倡議在香港建文學館，也就不單是對香港自身的文學救贖，而是放到更大的中國文學歷史與發展脈絡。這無疑是大膽的，因為內地也着實沒有太高調的地方性文學館，很少有說專攻上海文學的上海文學館，或成都文學館。於是，在香港建文學館，就同時意味着——也是我常常問到的問題：香港究竟用例外之城的角色，可達到什麼的城市實驗效果？
2009年7月26日刊於明報
SCMP 28 July: Famed novelist’s papers could be lent to arts museum, writes Joyce Ng
Hong Kong could borrow the manuscripts and collections of Liang Yusheng, the late martial-arts novelist, if a literary museum were established at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n official with a national literary museum said yesterday.
Liang Yusheng, the pen name of Chen Wentong, a Hong Kong-based novelist and journalist who made his name writing wuxia martial arts novels, donated hi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books, photos and furniture from his study three years ago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 support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the museum’s vice-director Li Rongsheng said after speaking at a Book Fair seminar.
He said the Beijing museum was planning to stage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writers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by year’s end, featuring Liang’s collection. That collection could be lent to the proposed literary museum in West Kowloon, Mr Li said.
“A loan is certainly possible. After all, Liang established his career in Hong Kong. I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for the Hong Kong literary museum to tell his story.”
Liang, the pioneer of modern Chinese martial-arts novels, died in January. His work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a Hong Kong newspaper in 1954, capturing a wide audience in the city and also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Of his 35 works, the best known were The Romance of the White Haired Maiden and Seven Swords of Mount Heaven. He retired in 1983 and later moved to Sydney, where he suffered a stroke in 2007.
The Beijing museum also holds the manuscripts and books of another Hong Kong-based writer, Anita Leung Fung-yee. Dr Leung, founder of Qin Jia Yuan Publishing Company, is known for her novels about life in the financial world.
Mr Li said he supported the idea of a literary museum in West Kowloon: “A wealthy place without literature is a kind of loss.”
The museum should be a place not only for exhibitions and seminars but for research, publishing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he said.
A group of writ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have been advocating a place for literature in the arts hub’s “other arts and cultural facilities”, for which 15,000 square metres, or 2 per cent of gross floor area, has been set aside.
The group, chaired by award-winning novelist Dung Kai-cheung, has launched a petition, and about 185 signatures have been collected so far from writers, film critics, local academics and overseas scholars.
新京報7月28日：香港作家呼籲建文學館
本報香港訊 （特派記者姜妍）第20屆香港書展昨日進入倒數第二天，在“文學西九座談會”上，包括香港作家董啓章、葉輝、馬家輝、廖偉堂在內的諸多文化界人士，要求在即將落成的西九文娛藝術區內建立香港文學館。
發起人董啓章告訴記者，香港有文學但卻沒有一座文學館讓文學變得可見。
在董啓章的召集下，已經成立了一個香港文學館的倡議小組，小組起草了一份倡議書。目前已經募集了百余位香港作家、學者、藝術工作者的簽名。
為了瞭解更多辦文學館的經驗，在昨日的“文學西九座談會”上，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邀請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李榮勝介紹經驗。
董啟章：空中樓閣，在地文學——想像香港文學館
文學作品就像建築物。它的材料是文字，它所建造的是我們的情感和思想的棲居處，也是我們共同的精神生活場所。但這座建築物偏偏是看不見，觸不到的。它是想像的建築，名副其實的空中樓閣。文學是想像世界的實驗場，想像世界就是無限的可能世界，是完全開放的、包容的、沒有約束的。文學的空中樓閣不像城中的萬丈高樓。地產項目建基於虛浮的市場價格，文學作品卻是植根於實質的在地生活。文學的想像世界並不脫離現實，而是源於現實，回應現實的。在地文學展示出現實的兩個面向：空間的和時間的。在空間上，表現出文學的本土性；在時間上，表現出文學的歷史性。香港文學，就是香港生活的再創造；香港文學，就是香港歷史的再書寫。而這時空的創造和書寫，需要的除了是經驗的累積和整理，更需要的是想像力。
文學的想像力，是一個地方的精神自由度的標尺。文學的空中樓閣，應該是包容無量可能的場所。當空中樓閣落實為一座地上的建築，成為容納所有這些空中樓閣的一所共同的文學館，它必須貫徹文學的核心精神，也即是以想像力為建設原則。我們想像中的文學館，應該是一座富有想像力的文學館。想像力並不排除實事實幹，這一點自不待言。一所完善的文學館，自然必須對當地文學歷史進行研究和整理，對文學文物和資料進行收集、保存和展示，也對文學作品進行編輯、翻譯和推廣。不過，文學館如何讓大眾去接觸文學、進入文學、體驗文學，進而參與和實踐文學，那卻非要富有創意的方法不可了。空中樓閣讓人神往，文學館沒有理由死氣沉沉。讓我們天馬行空一翻，抛出一些文學館實踐的想像。
城市鄉土 街道長河
踏入位於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會看到以「牛」和「鐵道」為主題的台灣文學展示。兩者分別代表台灣文學的鄉土性和現代化主題。香港文學一直被視為城市文學，似乎跟鄉土無關。可是，上至五十年代舒巷城的短篇〈鯉魚門的霧〉，下至西西七、八十年代的《我城》和肥土鎮系列，本土作者都以香港這個城市為家園，表現出雙重的「城市鄉土」感性。而香港市區繁華熱鬧的街道，換一個角度看又何嘗不是一條奔流不息的大河，湧動著生活和歷史的浪潮？無數本地作品也著力於街道生活的描繪，表現個人在其中的歸屬和迷失。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到，以類似《清明上河圖》的長卷式視覺安排，把不同的香港小說、詩歌和散文的街道書寫會流成河，以全景而又散點的方式展現香港這個城市的獨特時空和紛雜面貌。
地獄景觀 冷酷異境
跟「城市鄉土」的溫馨情懷和「街道長河」的生機勃勃相反，前輩作家崑南的「地獄景觀」和新一代作者韓麗珠筆下的「冷酷異境」，也是文學對香港這個城市的創造性理解。在文學館入口設置一個出自崑南小說的「地的門」，肯定比主題公園的鬼屋有更深沉的意義，而利用各種視覺幻景佈置一個韓麗珠式的「城市迷宮」，刺激之餘也肯定能讓我們深刻反省城市空間的種種荒誕和扭曲。香港文學中的城市意象豐富多樣，設想奇詭，充滿著強烈的視覺性和隱喻性，非常適合作裝置展示。
對倒城市浪遊
劉以鬯的短篇小說〈對倒〉中的經典雙線對照模式，具有無限的延伸性和再創作的可能。兩個互不相識的主角在半天內於旺角漫無目的地遊逛，固然是街道風貌和城市日常生活的寫照，適用於「街道長河」的展示，人物的背景、身分、性格和際遇對比，也讓人深入反思香港人的不同生存狀態。文學館可以舉辦〈對倒〉的再創作活動，例如對照人物設計和遊走路線圖，並且以視覺和實物的方式呈現，甚至走出文學館，來一次真實的市區「對倒遊」。又或者，設計一個男女主角的相遇和錯失的類似棋子的遊戲裝置，進行故事改編和重組，學習小說敘事的原理。
西西童話世界
西西小說以童心見稱，富有童話色彩，但不離現實反思。西西筆下的「浮城」、「肥土鎮」、「飛氈」等空間意象，都可以化為有趣的童話世界佈置，甚至是玩具和遊樂設施，既可供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也可以讓大人從中窺見種種歷史社會的隱喻。西西喜愛自製模型屋，對中外建築風格亦甚有研究。文學館可通過砌模型屋的活動，認識西西這方面的作品，並探討文學與建築的關係。又或者，借鑑西西對圖畫的興趣，進行圖文對照的創作活動，或者圖文剪貼簿製作比賽，讓文學和視覺藝術互相啟發。
剪紙與拼貼遊戲
也斯寫於七十年代的小說《剪紙》巧妙地並置了幾種「剪紙」的形式——中國傳統剪紙藝術、雜誌社的拼湊式製作方法、暗戀者以剪貼情詩所作的表白。文學館既可開設剪紙藝術班，又可舉辦拼貼文字創作活動，或者邀請參觀者共同製作巨型拼貼藝術展板。根據拼貼的原理，可以衍生出很多創意活動，也可以啟發參觀者從不同的角度理解現代城市生活的特質。
草地文學營 文學馬拉松
如果在文學館外面闢一塊大草地，可以紮營露宿，那就可以舉辦名副其實的文學營。試想想，一家可住的文學館，感覺是多麼的親民，多麼的溫馨！年輕文學愛好者在草地營幕裡過夜，一早起來便進入文學館參加寫作活動或研討，以文學館為家，會是非常獨特的體驗。文學館做的事情不但發生在場館裡面，更可以從場館向外延伸。除了現有的香港文學景點散步，也可舉辦文學行腳或者文學馬拉松，以長途步行的方式探訪本地文學地標，並且把過程變成創作，或者作即興街頭表演或朗誦。從文學館出發，以文學館為終點，可以歷時幾天甚至一星期，實行挑戰耐力的文學和意志之旅！
跨群族文學交流
假如將來文學館外面的空地變成了菲律賓傭工的假日聚集地，不但不應把她們趕走，反而可以邀請她們加入，朗誦和分享菲律賓詩歌和小說，又或者組成寫作班，創作本地外籍傭工文學。文學館可把握任何機會，以特定的群族為目標舉辦活動，鼓勵婦女文學、工人文學、戒毒青年文學、精神病康復文學等等，讓文學成為社會上所有大小群族的表達和溝通方式。這才是一所真正「在地」的文學館的本色。
順手拈來，隨意聯想，旨在提出文學是如何同時是「空中」和「在地」的。文學是建築，文學館也是建築。兩種建築雖然有虛實之別，但當中的精神應是一致。同時具有想像力和本土性的香港文學館，不但是屬於香港人的文學館，也將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學館。
2009年7月26日刊於《明報》「世紀版」
Wordsmiths in push for literary museum（SCMP 6 JUL）
Wordsmiths in push for literary museum
Joyce Ng
Local writ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are pressing for a literature museum in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They want to use the future arts hub’s ‘other arts and cultural facilities’, for which 15,000 square metres, or 2 per cent of the gross floor area, is set aside independent of the core art museum and the 15 performance venues.
‘The cultural district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a place for Hong Kong writing,’ Dung Kai-cheung, a novelist who won this year’s top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ward for literary arts,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Post.
‘It is easy to say that writers do not need a venue because they work alone,’ Dung said. ‘But increasingly we feel we need a place to promote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culture and to interact with the public.’
Dung, who started publishing in 1992, lamented the fact that small literary bookshops, which used to be nurturing places for writers, had failed to survive soaring urban rents.
The nine-member group that Dung chairs comprises writers and literary scholars, including Lawrence Pun Kwok-ling, Ma Ka-fai and Chin Wan-kan, former Home Affairs Bureau research director in cultural policy. Their idea is endorsed by renowed writer Liu Yichang and scholar Leo Lee Ou-fan.
Pun said the museum should not not focus on just one or two star writers: ‘Public knowledge about local literature is limited to martial-arts novels by Louis Cha, science fiction by Ni Kuang, and popular romance writers. But the arts hub should also be a place to celebrate diversity and introduce neglected works.’
With the new syllabu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secondary schools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local works, plus ris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the group feels its demand for a place at the arts hub is justified.
Attendance at the literary festival, held every two years, rose from 210,000 in 2004 to 300,000 last year and entries in the writing, literary-performance and other competitions rose from 782 to 30,436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The writers’ group said the museum could build on existing collections at the Central Public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Chinese University.
The library’s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which is displaying the manuscript of the late Eileen Chang’s recently published novel Little Reunion, holds 45,000 items, including books, manuscripts, letters, portraits and clippings.
Hong Kong could also learn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which designs exhibitions by theme as well as by author, Pun said.
‘In Hong Kong, we could do an exhibition on ‘streetscape’, gathering the many stories about life in the old districts like Kowloon City and Sheung Wan, and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He also cited Dui Dao, the famed novel by Liu Yichang,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nd adapted for the stage, and which inspired film director Wong Kar-wai’s In the Mood for Love. That story began with an old man’s encounter on a Hong Kong Cross-Harbour Tunnel bus. The museum not only could showcase literary artefacts, it should function as a centre for activities, research and teaching, Dung said.
It could provide space for the staging of plays, poetry readings and bookshops. Having presented its proposal to lawmakers last month, the group is planning a petition signed by members of the cultural community and a seminar at the annual book fair to be held this month.
A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spokeswoman said the authority would consider views collected during public consultations later in the year.
潘國靈：讓文學進入生活空間
文學聲音，一直在「西九議題」中是微弱和零散的———直至目前。上周標誌着一個轉捩點，在西九即將展開新一輪諮詢前，作家董啟章牽頭纜作召集人，一群文學人士組成「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向立法會遞交建議書，又在媒體展開討論。這令筆者想及文學的存在狀態，除了在紙上、綫上，落入地理建築或城市空間的延伸意義。
文 學現身城市空間，在香港，我即時想到的近例，是數月前年宵佳節，尖沙嘴文化中心展出以金庸《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人物設計的主題花燈。除本地人外， 這對內地遊客肯定也有一定吸引力。這跟平常我們各自閱讀金庸小說自是不同，這是把文學化作節慶化景觀，發揮文化旅遊的作用。不過，這是少有例子，而且也只 是暫時性地存在，如董啟章所言：「以文字為材質的文學，可讀性高而能見度低。」這可能正正因為文學於香港，多數時候只存活於紙上，變成另一種的「生活在他 方」。
成為城市品牌
我常想，一個城市的文化藝術氛圍，有兩項城市建設是頗有反映力的，一是有沒有人文氣息的公園；二是有沒有 因藝術之名的紀念館、街道等建築物。都說現在是城際競爭年代，這方面，內地不少城市都比香港做得好。就說「雙城記」另一頭的上海吧，上海魯迅紀念館吸引了 許多日本遊客，整個館就坐落於偌大的魯迅公園，魯迅墓園便在公園裏。不遠處的多倫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是「左聯文學」大本營，眾多文人包括魯迅、郭 沫若、茅盾、瞿秋白、馮雪峰、夏衍、葉聖陶、丁玲、沈尹默、魯迅日本摯友內山完造等曾於此地居住和活動，上海市以文學歷史把它打造成文化名人街，為上海浦 西虹口區增添文化氣息。
內地城市外，香港也喜歡與「國際城市」比較。文學進入生活空間，以至成為城市品牌，也是常見的，你到英國可走訪福爾 摩斯博物館、狄更斯故居博物館、濟慈故居等，更不用提莎士比亞故鄉。我曾旅居的紐約，中央公園有一條「文學徑」，豎立多個文學家雕像；一些曾是文人薈萃之 地的老酒吧(如白馬客棧)、老酒店(如ChelseaHotel)，都在建築物內外陳設文學歷史，更多的文人故居換了主人繼續只是尋常公寓，但門前低調地 鑲一塊牌匾，莫失莫忘，便有故事可追。
香港城市規劃近年開始關注保育，古迹估量除了年紀之外，也加入歷史價值、集體記憶的考慮，但文學價值 往往被忽略。不是中央警署建築群將被拆卸重建，有誰會留意戴望舒在域多利監獄的獄中題壁；不是小思的《香港文學散步》，有誰會想到文學可以用腳追蹤？這方 面，民間比政府更有意識，像近日的灣仔藍屋，詩人陳滅便進入社區讀詩。文學不限於地方，但地方，由一樓、一街、一景、一區、一城以至跨城，絕對構成可行的 文學實踐與感知方式。
西九文化區坐落西九龍南端，屬整個西九龍填海區的一部分，接連油尖旺以至九龍半島，有其在地性亦同時是全港性的(以至 是國際性的)，其使用者包括藝術家、鄰近居民、香港市民以至外地遊客。若把「文學是要『館』的」基本地理解為文學對地方歸屬的召喚，西九文化區多重的地方 性，正好讓文學把散落於城市不同街角的碎片整合，反過來又把光環折射開去。像上屆香港文學節以「書香‧港情」為題，辦「書寫我城十八情」專題展覽、城市空 間研討會等，這個饒有意義的嘗試若不想每次從頭做起，在一個文學館裏作長期深化延續，再把成果帶到每區不是很好嗎？
充滿各樣想像可能
「文 學是要『館』的」，但也可反過來說：「『館』是要文學的。」文學需要西九，西九也需要文學。除了以文學營造藝術氣息之外，文學與其他媒介合作長期衍生作 品，以至另類文化商品，對創意工業、文化旅遊、打造城市品牌都可起一定作用。當然，可能你會說，不是所有香港作家都是金庸，可以張燈結綵呀！是的，這正是 我的意思。金庸重要，但在文學的光譜中，他也只是武俠小說亮麗的一束。偏偏是大中原文學研究者，至今對香港文學的認識仍不出金庸、亦舒、倪匡等幾人，文學館作為向外呈現香港文學更真實的面貌，便更有其需要。假若西九有文學館，它也不應只是一座文學巨人的萬神殿，而應包容主流與另類、中心與邊緣、傳統與現代等元素———文學的多面性相，不正正符合西九文化區多元並包、有機結合多種藝術的原則嗎？
傳統上，博物館是一個集中展現民族光輝的地方，二十一世紀受到不同因素如新科技普及化、民族記憶淡化等衝擊，博物館逐漸從莊嚴之地變成多元化的生活空間。在這點上，文學館充滿各式各樣的想像可能，譬如將它連結西九書店、書籍設計店、紀念品店、咖啡店、小型演出場地等，肯定可以成為活的地方。四十畝文化區在世界是罕見的，文學館很可能不過佔據核心博物館以外的「其他文化藝術設施」(仍保有其邊緣角色———邊緣不一定是壞的)。我曾經以為倡建香港文學館是一個奢望，想深，這其實是一個合理訴求。西九沒文學是難以想像的，讓文學於西九有所寓居。
（星島日報．2009.06.22）
